逆全球化：思潮、原因与反思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盛斌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黎峰研究员

　　文章来源：《新华文摘》2020年第16期

　　原文刊发于《中国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同时被《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5期长文转载

　　工业革命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扩大工业制成品销售市场、稳定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来源、提升资本投资收益，极力推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受益者。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该趋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这股逆全球化的浪潮让我们思考一直以来的全球化“倡导者”因何转变为“搅局者”？究竟什么因素导致发达国家社会与民众萌发了如此强烈的逆全球化情绪？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中国应当如何有效应对逆全球化思潮？

　　一、逆全球化思潮及其主要原因 

　　全球化是随着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不断超越国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相互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在经济领域则集中表现为全球或区域性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一体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商品和要素价格趋同、流动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

　　全球化的进程始于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它为西欧国家崛起开辟了新的贸易航线和国际市场，通过与“新大陆”和远东地区的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及人口迁徙，加强了各大洲之间的联系，但由于规模有限，它更多被称为全球化的萌芽时期。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化则发生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蒸汽机、汽船、铁路等新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国际交通与运输；二是斯密和李嘉图等自由贸易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三是从1870年开始的金本位制降低了汇率波动的不稳定性与风险。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和对外资本流动激增，大量人口在各国间和大陆间流动。

　　然而，第一次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挑战，这突出地体现为利益分配问题。一方面，在国家内部，产业间贸易对国内要素所有者收益影响各异；另一方面，在国家之间，西方列强在全球化进程中为瓜分海外市场与领地进行了残酷的争夺，试图建立各自的宗主国-殖民地体系，随着不同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带来的发展的不平衡，老牌帝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特别是德日与英法美之间的矛盾。

　　以上问题导致了20世纪前半期中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去全球化”冲击。由于第一次全球化产生了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利益受损阶层开始通过选举、投票等形式公开表达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进而直接影响了各国的贸易政策和移民政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出现“离心”现象。之后，在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各国为应对衰退、失业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矛盾，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战、货币战等超级保护主义政策，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就是典型例证。经济“大萧条”与贸易保护成为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一步步把全球经济与政治拉入深渊，并导致了右翼极端民粹主义势力——法西斯主义上台，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结束后，美欧国家充分意识到贸易战的惨痛教训和“以邻为壑”保护主义政策的恶果，普遍存在恢复经济发展、推动贸易自由化、扩大全球市场的需求。美国主导建立了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战后全球治理体系。西欧国家通过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促使各国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战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些都导致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二战后全球的和平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各国的制度改革红利也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不断下降，跨国公司将生产价值链进行细分并在全球范围进行地理配置，国际分工呈现出贸易投资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的显著特征，巨大的商业力量在各国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迎合下使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加上国际组织与区域经济组织的经济协调作用日益凸显，使第二次全球化进入高潮期。

　　尽管第二次全球化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仍然遭到关注收入差距、环境生态、国家主权等问题的左翼民粹主义者的非议乃至攻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至2001年“9.11事件”爆发间的时期里，这种针对全球化的抗议示威活动达到了高峰。来自学生、劳工、环保、人权、宗教等团体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左翼社会团体借国际组织例会时机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抗议活动，并引发一系列暴力冲突。这些社会团体与力量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大国、大型跨国公司和富人们推动的市场与价值扩张，它侵犯了弱小国家的主权、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传统价值，对少数脆弱社会群体形成严重冲击与伤害，导致贫困和不平等、制约民主、恶化环境、降低劳工标准、威胁本土文化、损害妇女权益、剥削童工，等等。 总之，第二次逆全球化思潮把矛头直接指向发达国家，体现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反国际组织、反跨国公司、反美国化等行为特征。

　　“9.11事件”后，全球关注的重心转向反恐，同时新的技术创新也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新契机，这使得第二次全球化的大趋势在短暂冲击后得以延续。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以下新特点：以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新月异，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服务化”进一步发展，金融创新的发展加速了经济的虚拟化；在以工序切片化和任务分割为特征的新型国际生产体系下，国际生产方式日益呈现多元化，各国按照其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程度共同分享全球化红利；新兴市场国家借助出口增长和积极吸引利用外资以带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显著增强了国内生产能力，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迅速提高；大批自然人频繁跨境流动和迁徙。

　　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拉大，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国内不平等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代表产业工人、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利益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乘势提出正是全球化导致了不公平贸易，进而恶化收入分配并加剧社会分裂。对此，他们鼓吹国家至上、身份认同、反自由贸易协定、反移民、反建制派，由此掀起了又一波来势汹汹的逆全球化思潮。然而，与更多体现发展诉求的第二次逆全球化思潮不同的是，曾经的全球化旗手——美英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却成为新一轮逆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它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的逆转性变化导致反全球化的浪潮已由部分发展中国家扩散到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内由低收入阶层扩大到中产阶级。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的产生与蔓延揭示出发达国家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国内利益冲突和社会分裂。全球化进程正在经历挫折与挑战。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人类经历了两次全球化浪潮，但同时也见证了三次逆全球化思潮。全球化潮起潮落背后隐藏的规律在于，在经济繁荣高涨、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全球治理体系稳定有效、各方共享增长红利的条件下，全球化具有内在前进动力。而一旦遭遇经济严重衰退、收入与利益分配不均和社会结构性变化等突出问题时，逆全球化思潮就像幽灵一样游荡出来。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0年4月发表的《我们人民—联合国在21世纪的角色与作用》中指出的：“很少有个人、团体或者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悬殊差异。”

二、全球化是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吗？ 

　　全球化是资源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过程，由此必定对各国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与福利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全球收入分配形势不断恶化是不争的事实，这体现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之间不平等程度依然严重，且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剧。

　　究竟是哪些因素加剧了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均等？如果是全球化，那么它要为不平等负多大责任？ 如果不是，真正的或更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首先，贸易有利于总体福利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但也会产生明显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理论表明，在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长期条件下，国际贸易将提升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益，但同时会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益；而在要素不充分自由流动的短期条件下，国际贸易将提高出口部门的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而降低进口竞争部门的特定要素的实际收益。因此，贸易确实会同时创造得益者与受损者，但“净贸易收益”依然是正的。从理论上说，如果可以通过有效的贸易补偿机制、贸易援助机制和贸易救济机制去改善在自由贸易中利益受损群体的福利，“帕累托改进”依然是可能实现的，但在现实中这些机制不是不足就是缺位。

　　此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深层因素说很大程度上是由要素的流动属性决定的。不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由于特性、制度、政策等差异存在很大不同，特别是劳动力在部门间和部门内流动的“调整成本”和时滞相对更大。当要素流动程度相对高时，容易形成以广泛的阶级或阶层（如政党和社会组织）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冲突；而要素流动程度相对低时，往往形成以狭隘的行业利益集团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冲突。要素流动程度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速度以及辅助系统的效率，包括：教育、培训与再就业、搬迁补助、资本重置补助等。当一国缺乏灵活而有效的要素市场以及相关政策调整时，受损要素的利益诉求不得不通过反对自由贸易或寻求贸易保护得以暂时舒缓。

　　关于贸易与收入分配的诸多经验研究也基本验证了上述理论分析，并揭示了更多有趣的细节。首先，贸易对劳动技能溢价（熟练劳动力相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比率）的冲击影响确实存在，并随时间在不断增大。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长十分显著。

　　其次，贸易对就业的冲击在一定条件下会比对工资的冲击更显著。特别是在存在工资刚性与粘性的情况下，面临进口冲击或离岸外包选择的企业往往只得选择解雇工人，并从非熟练劳动力开始，这将明显提升工人失业或非正式就业的概率。 

　　第三，离岸外包及中间品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日益凸显。为降低生产成本，发达国家把全球价值链中的非核心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则保留专业化从事研发、设计、销售等知识密集型核心生产环节，由此带来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激增，对低技能工人需求则明显减少。研究表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外包成为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全球化还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及收入风险。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最终品的进口冲击以及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效应将增加（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从而提高就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最后，发达国家的要素流动程度在下降，形成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专属性不断提高，贸易政治联盟的利益（部门）集团化愈发严重，这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表现得尤为显著，从而构成了当代逆全球化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  

　　（二）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其他因素

　　虽然从理论和经验上看贸易开放会造成收入分配效应，然而全球化究竟要为收入不平等负多大责任？回答这个问题仍需要综合考量和比较影响收入分配的其他重要因素。

　　首先是技术进步。这被认为是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最主要因素。科技发展及其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产品更新换代、价值链攀升对劳动者技能产生更高的要求，高技能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及收入，而低技能劳动者则面临着收入下降甚至失业的风险。在开放条件下，跨国公司为争夺市场份额开展的研发竞争导致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进一步激增，而生产分割及离岸外包使得低技能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增强，技能溢价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加凸显。尤其是当代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实体经济中的非技能劳动力形成更大的替代与蚕食，从而造成凯恩斯当年所猜想的“拐点”——技术性失业的到来。 

　　其次是劳动力市场因素，包括：劳动力的异质性、企业的异质性、劳动力市场摩擦、搜寻成本、劳资间的讨价还价、员工-雇主匹配质量、雇主对高素质员工甄别能力等。它们会进一步加剧高技能熟练劳动力与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此外，经济周期、过度金融化（包括房地产业的扩张）、社会政策、教育机会、税收与再分配政策等因素也都对收入分配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那么，与上述因素相比，全球化因素有多大的解释力呢？ Helpman在综合研究了最新的文献后认为：“目前的证据显示，贸易自由化对收入不平等带来了一定负面效应，但是效果是相对有限的，……我估计25%-30%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归咎于贸易。” 

　　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不可否认经济开放与要素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愈发显著，但总的来说，导致国内不平等的更主要原因是飞速发展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因素以及社会政策。逆全球化的所谓“历史逻辑”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引发显著的分配效应，而恶化的分配效应最终产生严重的政治失衡与冲突。但并没有充足有力的证据研究表明，是全球化导致了不平等，至少它不是“罪魁祸首”。相反，全球化却因“政治因素”更容易受到指责与攻击。与导致不平等的其他因素相比，全球化进程及其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往往会激起人民对其他国家公平竞争的关注，并成为左翼及右翼势力口诛笔伐的“替罪羊”。但是，贸易保护非但不能根治不平等问题，反而会使寻求保护的特殊利益群体的境地变得更糟，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真正有效途径是国内治理改革。

三、逆全球化思潮的启示及反思 

　　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进市场整合、优化资源与要素配置、提高专业化分工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对低技能劳动力、夕阳产业、特殊利益集团以及传统价值观会造成冲击。由此值得反思的是，人们是否对全球化抱以太高的期望？全球化运行机制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如何构建新的全球化发展框架？ 

　　首先，在经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自由贸易成为经济学家难以触碰的“教条”，经济学家大多时候过于强调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红利，而忽略其背后的收入分配效应，因而容易抬高人们对全球化的期望。由于经济学家未能完整地分析全球化影响的全貌，尤其是没有深入辨析贸易与技术进步等国内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一旦在贫困、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侵害劳工权益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全球化便激起利益受损者的强烈失望与不满，该抵触情绪又往往被民粹主义者在政治上操纵利用，从而形成逆全球化思潮。因而，从研究和政策制定角度上看，应更加完整地分析与刻画全球化影响的全貌。换言之，需要通过深化相关研究尽力还原全球化影响的事实与真相，让各国人民更加全面认识和冷静对待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为实现包容与共享的全球化提供政策建议与行动指南。

　　其次，当前全球化运行的内在机制及目标与现行国内治理体系存在难以兼容的矛盾与冲突。对全球化的诟病源自市场的全球性与市场管理规则的国内性之间的失衡。实施极低的关税、放开资本流动、执行统一监管规则等经济自由化与一体化的努力虽然有利于推动生产的国际化和提高效率，但也限制了各国政府通过自主实施国内经济政策弥补民众安全感弱化的能力。在国家、民族、主权、疆界等概念构建的当代世界体系中，资本、政府和社会这三种力量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而最多只能在三者中取二，这即所谓“三元悖论”。因此，逆全球化的一个教训就是重全球治理轻国家政策。面对历史传统不同、文化背景各异和偏好多元化的民众需求，试图将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一套共同规则推行到世界各国，并通过经济援助方案与全球性监管机构强行实施，无疑就忽视了各主权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自由乃至公民的身份认同，由此必然导致全球化进程加快与国内政策空间受限的矛盾。

　　第三，全球化只是在单一的市场导向的理念与模式下推进的，没有考虑各国的国情与社情。偏好异质性、地理多样性和历史路径依赖性产生了对制度多元化的需求。全球化既不必然导致一致性，也不意味要消灭多样性。长期以来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固执己见地推销单一模式的“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症良药”，反而成为部分国家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的根源。

　　第四，全球化缺乏新的治理规则。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下，自由贸易被赋予高贵的血统，与增长、正义和进步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与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商业规则逐步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一直以来，发达国家高举自由贸易旗帜推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贸易壁垒，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却仍保持着非关税壁垒限制。另一方面，近年来贸易投资一体化与“边界后措施”市场规则缺失的矛盾日益凸显。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国内政策标准缺乏统一，在贸易中往往被冠以“社会倾销”的罪名，因而国家间社会制度及规制的矛盾与冲突亟待协调。

　　总之，为了应对逆全球化，要适度控制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推进速度，巩固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体系，更多关注包容性、平等性与共享性，强化社会安全网络与安全阀，增强教育与就业市场的灵活性。更重要的是要开启新的全球化需要新理念、新规则与新模式。

四、新型全球化与中国的角色

　　逆全球化思潮的教训以及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呼吁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它不同于以往以市场为导向的单一模式的全球化，而是以发展为导向、强调包容性增长、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全球化。在思想基础方面，新全球化不再盲目崇拜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而是以新发展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更多遵循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更加强调公平与共赢而不是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全球化应成为通往繁荣之路的“助推剂”而不是唯一最终目标。在实现途径方面，新全球化不仅要在市场一体化基础上继续保障经济的合理自由流动性与多边规则的公平性，同时还要更注重以项目方式通过经济技术合作、产能合作等务实推动互利共赢合作，化解发展瓶颈问题。在组织体系方面，新全球化需要超越大国经济主导、夹杂意识形态的单极特征，更加凸显多极共治，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倡导尊重主权、发展道路与政策空间。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努力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第二大进口国、最大的引进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与福祉，成为全球化的“稳定器”。这体现在：中国制造和出口为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以及商业服务；通过项目合作及对外援助，中国资本输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用性技术、基础设施与成熟的制造业产能；中国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规模引致了大量农产品、能源资源、高新技术产品及服务进口，成为全球新的需求吸收者；通过科技进步及创新驱动，中国制造正加快向研发、创新、品牌、设计以及物流、营销、电商等价值链两端攀升，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者之一。因此，中国有责任、有能力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并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为此，中国可积极构建与发展新的全球化观与全球经济治理观。具体包括：维护发展诉求与利益，通过自主、渐进、创新性的市场化改革更深层次融入现代国际体系，强调实现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融入全球化的特殊利益与风险管理，保障促进发展的政策空间和规制主权，探索提出基于发展利益与诉求的贸易新规则；以地缘经济合作代替地缘政治冲突，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强迫移植自身奉行的制度；将全球化由经济贸易合作上升到文明对话与交融高度，推动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协调的全球化，强调世界各国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新型全球化，中国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首先，切实维护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诉求与利益；其次，有效保障支撑更加公平公正全球化的国际体制与秩序；第三，不断为全球化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国际性公共产品；第四，以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第五，努力提升在全球化中的“软实力”和“巧实力”。